台北二手书店：把旧书当“准古董”来卖？

台北二手书店：把旧书当“准古董”来卖？

我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从台湾带回三箱新旧书，除了随身的一箱，有两箱尚未寄到。而师弟傅杰从台湾竟能淘回十几箱旧书，以及书友钟锦从温哥华托运回三十六箱书，庶几相当于石崇斗富的故事。关于他们，这里先按下不表。总之，尽管我斩获甚少，内心依然富足，主要有淘书的那些美妙时刻。于是在我等书的日子，不免也连带忆念起台北的旧书店来了。

飘着旧书香的城市

我以为，一座没有旧书香的城市，无论它怎么繁荣，都算不上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因为它完全没有韵味，不能吸引读书人在它的身边徘徊流连。

台北并不算是一个旧书店多的城市。记得去年在温哥华访问一个月，最开心的享受之一即是逛二手书店。那暮春的阳光里，温哥华满街的樱花纷纷飘坠。曾先生开车，与小钟一道，我们手执一张大温地区的旧书店地图(Used and Antiquarian Bookstores of Greater Vancouver and the Fraser Valley)，遍访那些偏远、落寞而从容自在的小店。一路上，粉白、淡红的樱花瓣，飞扬着，逐车而舞，如晏殊的“宝马香车，逐处杨花满袖风”，而樱花比杨花，似更多一番豪情。买好书之后，总是春风沉醉的晚上，从谷歌和维基，搜寻着关于书的版本信息，记几笔书皮子学问的笔记，同时在孔夫子网上确定书的估价，真乃“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

温哥华的二手书店至少有三种层次，一是纯粹的旧书店，大的有几层地下室，存货极丰，居然有日本明治时期的旧书。小的兼营新书。二是咖啡吧兼书店。三是旧货店兼营旧书。后两类，虽然书不多，不能教人长久流连，但是更新极快，地盘好的店，每天进货充足，而且便宜，半买半送，通常一两元加币，即能得一大厚本。此缘于温哥华有十分便利而效率甚高的旧书回收系统，一般市民也早已养成习惯，将不用的书经常返回社会。但此类旧货店里的旧书，小钟往往先我一步，将有价值的好书“洗劫”一遍。

所谓有价值的好书，即一些名声较好的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学或史哲名著。特别是有注释的版本，通常很快即被买走。如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的经典集注本，或尼采的注释本。

将旧书当“准古董”来卖

然而前年在香港，重访旺角的旧书店，却发现田园、学津，值得流连的老书实在不多了。香港的旧书业已经溃败，不要说民国的书，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书，都找不到一二本。1994年我在香港访学时的淘旧书乐趣，早已不复存在。

有这样对照的经验，于是当我在台北，发现妙章书店这样的藏有大量民国版书籍的旧书店，心里着实惊艳一番。妙章书店在南昌路的一家小银行边，它的店面并不当街，奇怪地从街面的人行道，凹退进去数米，此一格局，好比一个避世复恋世的半隐者，欲拒还迎。因而不经意间，就会走过而错失了。依我的经验，妙章书店确实是台北旧书香仅存的堡垒，没有妙章，台北的旧书店可能就全军覆没，再也见不到民国三十八年前的书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北并不是一个真正有二手书店的城市，与温哥华比，它差得太远了。

因而，妙章的书较贵，奇货可居呀。然而将旧书当“准古董”来卖，淘旧书的意味即荡然。我去几次，老板姓蔡，还有两个伙计，奇怪的是，他们都站着，几乎不动，宛如雕塑。书店里可以回旋转身的空间又小，天气又热，他们又站着看你选书，好像随时为你服务，因而看书的过程并不舒服。我想起温哥华的旧书店老板，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或专注地看书，头也不抬。我在Macleod’s Boods的地下室里，居然可以用手机或相机狂拍几个小时，都没有人管。那些老板或老板娘，以开店自娱自乐，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有一种旧时大户人家的有闲子女，守着深宅老院，岁月静好，从容打发日子的意味。

我在妙章看到徐中玉先生在1942年出版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一小册，就忍不住对蔡老板说:“这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今年有一百岁了。”老板开价一千元新台币，其实也不算贵。我前几天去看徐先生，他刚从北京开作协会议回来，精神矍铄，对我说:“其实会议没有多少讨论，所有的问题，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只是去给大家通报一下。”今年正好是《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出版七十周年，大半个世纪，学术知识人能给“国家建设”使得多少劲，老人的心里是清楚的。

蔡老板的书是二三十年前，专门到大陆来大规模收购的。所以有非常全套的旧期刊和民国版老书。妙章的书主要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对台湾早期的出版品很有兴趣，日本人也是世界上最懂旧书的民族。所以，蔡老板完全是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模样。

第二个主顾即台湾那些懂书的公私收藏家。蔡老板说不久前国家图书馆从这里整批购入了一个系列的正中书局1946年出版的全套通俗小说，计有两百多本。这套书我曾见过，小十六开，每本皆薄，字极密，有彩图的封面。大陆关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一直被五四启蒙文学的主流压抑着，其实文学更有读者的，从古到今，无疑是这类作品。从阅读史的角度，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形成新的格局，将来说不定会重新发展出文学史的另一种重要论述出来。有一次到苏州大学开学科发展的会议，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台北最值得去的旧书店

台北最值得去的旧书店，集中在重庆南路和台大附近。重庆南路是书店街，三民、学生、商务、中华等老牌书店的总店，都在这里，虽然不算旧书店，但前几年的旧书也蛮多的。台北口碑最好、甚至作为文化地标的旧书店，是旧香居。宋无名氏的“事与行云共远，罗衾旧香余暖”，有点故旧、有点香艳、有点温馨。旧香居有连锁的分店，我有一回去政治大学演讲，坐公交车回来途经一家旧香居，即不禁下车往回走一站来逛。然而结果却失望，杂书太多，冒充书香而已。有资格当得起“旧香”的书，并不太多。在晓海兄的博士生建邦的引领下，我们穿过师大夜市，找到了坐落在夜市尽头的旧香居的主店。书店的地势非常重要。这家书店的一大特色即关门较晚，延至晚上九时，人们可以在夜市吃好小吃，一番口福之后，浮花浪蕊之外，再于旧色旧香之中，认取芳心一点。台大、师大的学子们，好不开心！

我在旧香居购入的书有:黄以周辑解《子思子》、单晏一《庄子天下篇荟释》、王叔岷《史记斠证》以及清人汪孟鋗《龙井见闻录》(清光绪十年钱塘嘉惠堂丁氏刊本，台北广文书局本)等。我的购书三大原则是:大陆少见、未印以及电子版不易得的。

旧香居的另一特色是旧书分类严整，找书极易，每一本旧书，都极有尊严的样子，占着它该占的位置，“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沽者也”。”不然，一本学术名著，溷于一堆畅销书或教辅书之间，好像被什么怪男女嬲着的书生，那种感觉，十分难受的。什么叫古色古香，其实皆是如此这般一种意味而已。据说，这家旧香居主人，现在换了他留学法国的女儿在经营，因而传统的茶香之外，又添了一点巴黎的咖啡香味。这就不同于诚品的太新、太洋派。

但是诚品书店，有一回我陪到台北开会的世骏兄去逛，发现竟有联经版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1997年版本，这说明它的存货还是很丰富的。

台大附近的旧书店非常多，尽管现在凋零多了，以前新生南路的光华商场下面，以及罗斯福路、温州路、汀州路，皆淘旧书的天堂。现在只有胡思、茉莉，以及书宝、古今、雅舍等几家而已，不过，大半天的时间也不够。因为仔细“淘”，老杂志、不时新添的旧货中，还是会有些闪光的东西。而唐山虽卖新书，但八折的联经版折扣，也还好，与台湾最大的网上购书博客来，是差不多的优惠，但所看即所得，比网上购书更有感觉。

台大购书之余，买刘家水煎包子或黑糖粉圆、香炸花茶、香炸洋葱圈等，极是享受。别忘了来一杯鲜榨胡柚，或柠檬，清甜入骨。连台大对门的肯德基，也卖烧饼了，而且是那种有丰富、香脆的黑芝麻、一咬一个脆，中间又有火腿和蔬菜的烧饼。我忘记说了，一般旧书，台北的价钱是原价的对折，目前新台币与人民币是一比五的比值，原价三百元的书，只要三十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就大陆新书的涨价来看，还是不算贵的。花钱不多，享受的层次却很丰富细致，台北的旧书店就是这种意味。

牯岭街飘旧香

二十年前，台北最有名的旧书街是牯岭街，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反抗威权时代的名作，但旧书满坑满谷的牯岭街不止是反抗的这一面，有很多文化的温情厚意。

但是今天只有零星的几家书店，不仅不见了血性反抗的少年，而且有点白头宫女闲话天宝当年的味道。譬如易林书局，过去常常书堆到人行道上来。现在我几次去，它都铁门深垂。人文书舍，在一条很窄的过道，曲折而臃肿，如风尘满面的老妇。而书香城的书倒是整齐，可惜旧书货源几乎枯竭。唯一有点奇怪的是，紧邻着书香城的一家完全没有名字的小书店，竟有着极为丰富的学术书。譬如台大、台师大、政治大学的文史教授们的非出版品的讲义、论文抽印本，数量甚多，索价亦合理。成系列的老书，如文史资料丛编之类，有好几种。老板是一个成天都醉醺醺的老头子，耳朵又背，香烟也不离手，搞得书堆东歪西倒的小书店里也常常烟雾弥漫。我在这烟雾之中，淘到一些经学著作，如叶青、张涤非和郑学稼的理论著作。关于经学，我的朋友陈鸿森教授曾说过:将来的经学，还是要靠大陆自己来研究。我问，这话怎么讲呢？他说他的老师陈盘庵先生，是因为有大陆的老师传给他学问，他自己的经学也是盘庵先生这一辈大陆过来的学者亲传的，你跟现代的人讲经学，会非常寂寞，非常孤独。所以，台湾的经学之盛，已经成为一个永远不复回返的世纪。这样看来，已经成为绝学的东西，更宝贵，更是要买他们的著作了。

至于叶青、张涤非(顺便提到，我居然买到了他的签名本)和郑学稼的理论著作，记得高华去世时，杨奎松说过，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非常之少。因而，好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作品，真的如同空谷足音。同样，好的国民党史研究的作品也不多，叶氏、张氏、郑氏，也并不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而是研究这类民国思想的人，在大陆非常少，物以稀为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现在有人提出来所谓“通三统”，究竟这三统通得了通不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在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研究。没有研究怎么知道它通得了通不了呢？所以，这些书虽然在这里有点过时了，但我以为在大陆，还是有重要价值的。中华民国的理论著作，仍有其立国之基的重要性。

说起“民国”，那个无名二手书店真是传奇，不仅是卖书，而且卖一些老蒋或小蒋签名的委任状，以及国民党将官的肩章之类的文物，价钱也不是很贵。这又使我想起在温哥华的一家旧书店里，看到有卖纳粹党卫队的红袖章和旗帜。

我在这个书店最离奇的遭遇，却是一厚册香港1977、1978年合订本的《新观察》创刊号的得而复失。当我从最高一层书架上抽出这一厚册时，心中暗喜，不动声色向老板杀价，老板睁着双醉眼，索价六百台币。我没有马上买下，铸下大错。等我一小时后挑好一堆书再算账时，发现那册《新观察》不见了，问老板，老板说:“不卖了。我自己看走眼了。”原来他酒醒之后，发现不对，赶紧将这本书藏在抽屉里了。“这是创刊号，偏左的杂志，台湾的禁书呀，网上一册都在一千元呢。”我没有办法，只好求他帮我复印其中一篇谈陈寅恪的文章，这是一篇未被人引用过的文章。我说我其实就是为了这篇文章才买这一厚册杂志的。他答应了，叫我下次去取复印件。可是当我下次去问他的时候，他又喝醉了，完全记不清我是谁，我只好与他笔谈，让他回忆一下，结果，他说这本书被人买走了。这个人恰巧就在书店的里面翻书，于是我去请求那个人能不能复印一份给我，那人是台师大汪中的学生，已经退休了，酷爱旧书，马上与我交流起有关民国通俗小说的几个问题。于是我留下了中央大学的地址，两天后他就寄来了复印件。

这篇文章名《岭南大学时期的陈寅恪教授》，作者叫符案峰，是以对话体，记录一位匿名的北美大学的汉学教授、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的谈话。这位助手是岭南的周其勋、桂铬敬二教授介绍的；因为前面陈先生的助手因他脾气不好，都跑掉了。助手每天的工作是读报纸，念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英文版(前两年，参加复旦比较文学专业一博士生论文答辩会，题目即《毛姆与中国》，可惜那时还不知陈先生也喜欢这本书)，然后笔录陈先生的口授文章。但陈先生口授居然是文言(这我没有想到)，后来改为陈先生写在黑板上，然后由助手抄录。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个细节是，为什么陈先生那么精熟古书，闭上眼睛都能指出书中材料在第几页，这近乎神话，因为，无论什么人，也不可能将书的页码与书的内容同时背下来，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但读了这篇对话，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是要《新唐书》的材料，陈先生先叫助手随意翻开《新唐书》任何一页，然后读一两句，这时，陈先生即已知道他要的材料在这一页的前面或后面的大致位置了。这表明陈先生胸中确有全幅的古籍，才能准确说出材料的所在。这样亲切细致的回忆在文章里还有不少。

可惜信封上只留下了:“牯岭街书友唐”几个字。至今我也不知这位书友的名字，只好在这里感谢一下了。书友都是天下有性情的人，这也算是我在牯岭街残存的旧书中觅到的一点旧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