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地摊经济：它不仅是烟火气，重点在于“经济”

再提地摊经济：它不仅是烟火气，重点在于“经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ID：ifengopinion），作者 | 徐瑾，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地摊经济再一次上了热搜，这一次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

根据媒体9月25日报道，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上表态，2022年12月1日起，上海的摊贩可在夜市合法摆摊。相关人士介绍，对散发商业性宣传品的行为，以前是全面禁止，如今修改为仅在重点区域禁止，而且明确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

有人开玩笑说，“上海滩”有望华丽转身“上海摊”。而这一举措是深得人心的，其目标显然是平衡市容管理需要与民生需求，诗意一点说，就是为了“烟火味”。

为什么是上海？

烟火味，大概是目前国内最需要的味道。以前经济向好的时代，多少店铺排队，网红搔首弄姿处处打卡，如今街头人流少了很多，不必要不出行已经成为不少人的自觉信念。在街头随处走走，能看到一些店铺关门歇业，而那些经历过多次封控仍然开着的店铺，令人感动，无论手艺还是老板，显然有过硬的一面。

中央屡次提倡刺激消费。消费行为减少，传导到价格上，自然会有所上升。比如，这个夏天很热，有人抱怨开不起空调，一个月四位数的空调费不少见；再比如，不少外地劳动力离开，钟点工阿姨以及育儿嫂等工资就不降反升；与之对应，住房租金也是稳中有升。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如果工资没涨，固定支出在涨，消费意愿就会低迷。来点地摊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确实很有必要。

消费，直观上贡献了烟火味表面繁华，而烟火味带来的就业机会更重要。地摊引发的热度，过去也有，比如成都青岛等城市，但这一次在上海。上海到底不同，一线城市才是对地摊经济的真正试金石。今年上半年上海生产总值同比下降5.7%，GDP总量首次被北京超过，财政方面，2021年1至7月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661亿元，同期增长20.2%，今年同期增长为-16.2%。

上一波地摊热潮，朋友圈有不少段子，比如说分析师可以算命，律师可以上街之类。对于地摊的各种段子，不乏调侃意味，甚至有人说这些调侃体现了中产的傲慢。到了今天，再谈地摊，大家的表情就严肃了不少，调侃也少了。因为经济下行的压力，会传递到每个人，城市中产也要面对。

地摊经济本质是零工经济

在经济变局之下，就业问题是众所关注的问题，年轻人的就业率尤是。按照官方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7%，2022年上半年上海城镇调查失业率也达8.9%。地摊经济体量虽小，但可成为自我雇佣和各种灵活就业的杠杆。

从大的局面，地摊带来的消费或者说税收，也许是九牛一毛——大公司仍旧是税收的主要贡献来源，但从就业而言，中小企业其实贡献了多数的就业，按照口径不同，大概在75%到80%不等。而今天的地摊，也许未来就可以成长为中小企业。

从个人角度，也不要小看地摊，说不定，它会是你未来意想不到的稻草。对地摊新闻，有些城市中产或者公司白领首先表示出对市容整洁等关注。坦白说，这是自动代入了某类城市管理者的思路，如果我们代入地摊经营者的思路，感受会很不同，你首先关注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摆地摊的空间与自由。你有没有想过，对地摊宽容，也可能意味着给未来的自己留条路。地摊，也许会成为专车司机、外卖员之后，最大的灵活就业空间。

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许多先例。按照《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欧美已经出现更多兼职情况——比如在英国，现在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在他们的主要职业之外从事另一份工作，保险公司英杰华(Aviva)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是从疫情后开始的。这预示了一个新趋势，未来城市普通中产的生活里，不论出于自愿还是需要，在主业之外，将承担更多工作。

地摊经济背后的自由权利

上一次“烟火味”热，还是在2020年两会。当时在李克强总理的推动下，地摊成为热门词。中国政府网首页报道总理考察山东烟台，称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城管叫人摆地摊的新闻，各路股票有了地摊概念，比如五菱汽车甚至神速推出地摊有关的五菱翼开启售货车，几分钟内，其股票在香港股市一度超涨120%。

地摊虽小，可以窥见制度经纬。

地摊是什么？回到一个最根本的点，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在住房街道周围的临时店铺，是个人谋生的最低门槛出口。这看起来是个再微末不过的小事，却也曾是不少人力争、而不一定得的权利。地摊的权利，其实是考量经济体自由度的一个另类小尺子。烟火味，其实就是人情味。

这点来说，从古到今，都有案例。我曾经对比唐宋的不同制度，来说明地摊管理对于经济的影响。如果你看过热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和《清平乐》，应该对于唐宋的城市管理不同，有些印象。

在《长安十二时辰》，长安被描画为令人激动不已的世界都城，各色胡人杂居，国际范十足，看起来很自由。但其实如果你生活在其中，感觉大概没那么爽——因为它并不那么自由，连在自己院子多开个门，可能也违法，这在剧中也提到过。原因在于，唐代的制度是“坊市封闭”。“坊”是住宅区，“市”是交易区，二者并不相通，也就是所谓封闭式管理。

到了《清平乐》时代的宋代，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都城开封的生活更丰富，原因就在于城市实行“坊市合一”。这是一种开放管理，和以往封闭的长安洛阳不同，沿街屋子就可以开店，这样就催生了交易的繁荣，有早市、日市甚至夜市，当时的人这样记录城市的热闹，“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如果按照今天的热门话说，宋代城市烟火味很浓，地摊经济很繁荣。当时人就有记录，“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

这些热闹背后，无疑是经济的繁茂。宋代城市的富足自由，其实远超唐代，宋代城市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文明在中古时期的高峰。古代帝国，经济实力最大体现就是人口。宋徽宗时期人口即多达1亿，是汉唐的两倍有余。宋代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灿烂的文明，其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

可以说，摆地摊之类的权利，宋代下放给民间，释放了很大的经济活力，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导致了城市生活的迅速繁荣与空前自由。

值得注意的，在这次地摊规划中，上海方面新条例提出，户外招牌设置应当体现区域环境、建筑风格以及业态特点，并为此而调整为“许可 备案”的分类管理模式。翻译一下，那就是说，以往被吐槽的千篇一律户外店铺招牌，这次可能不再出现了，这也是一个进步。

以往城市管理中，整齐划一是目标，这样的单一目标，或许让管理机构赞赏，却也牺牲了城市的多样性。宽阔干净整洁，未必是城市的最高目标，紧凑、密集、嘈杂，也许才是都市生活的本质。

比如，不少外地朋友都知道，上海最热门的地标是徐汇区的武康大楼，以往各处网红在这里驻扎，水泄不通的场景可以说是城市一景。作为曾经法租界的明珠，武康大楼比邻兴国路与淮海路，它始建于1924年，由著名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算是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也被人称为东美特公寓，更早时候还叫诺曼底大楼。

我有一个经济学家朋友，从小就住在这个武康大楼，他日后无论留学还是归来，都忘记不了这里的热闹与温情。他记得，武康大楼里来来往往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而大楼靠武康路一边，则是错落有致的棚户区，从外地涌入的难民们在此安营扎寨。他最留恋的，不是大楼的特别建筑，也不是当时上海风情，恰恰就是武康大楼的烟火味，“一大早卖油条豆浆，不远处就是菜场，各种小店，老虎灶，热闹得不得了。”

我始终记得，隔了几十年的时光，回忆起当年武康大楼背后的喧嚣，他的眼神多了分温暖明亮。后来，武康大楼的地摊被取缔。聊到这里，他曾经问我：“街道干净是干净了，可是住在武康大楼里的人，现在去哪里才能吃到新鲜的咸豆浆与大饼油条呢？”

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每个城市的规划者和政策执行者，都可以问一下，自己的答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