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像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对书法也有着自身独特的见解。这些观点或以讲稿的形式娓娓道来，或只言片语见于题跋中，或来往书信，或隐含在他的学术论著中。
诸如《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论书诗《若海自称其书已脱古公役属要我承为独立国作诗嘲之》（1909年）、论书诗《自题所藏唐人写《维摩诘经卷》为敦煌石室物罗瘿公见赠者》（1910年）、《双涛阁日记》（1910年）、《稷山论书诗序》（1923年）、《题〈海粟近作〉》（1926年）、《书法指导》（1926年）、《王国维墓前悼词》（1927年）等重要文论，这些看似平淡的言语往往能站在历史的高度阐释书法，对当代书法发展也很有价值。
梁启超的书法多为日常书写和碑帖题跋两个方面。梁启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与著述上，所著《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就达千万字以上。由于勤写勤练，梁启超的书法独步一时。
梁启超儿时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据他晚年回忆年少时的一次经历说：“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联，目敚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在他看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尤其对于临帖情有独钟。
在1910年于日本记录的《双涛阁日记》中，临摹碑帖几乎成了他每天的课业。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迹，有数百幅碑刻题跋、书跋、画跋和难以胜计的书信，还有用各种字体创作出的不同形式的大幅作品。
梁启超的书法风格主要有：
楷书。梁启超早年练习楷书主要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后来在业师康有为的影响下，逐渐由原来的欧体风格转向魏碑体。他虽然受到康氏“扬碑抑帖”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被老师张扬的书法风格所感染，梁启超选择了从颜、欧入手，然后上溯六朝碑版，诸如《张猛龙碑》《高贞碑》《张黑女墓志》等进行临习，开创自己独特的楷书风貌。值得提及的是1923年以后，也就是梁氏50岁以后，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他逐渐将方劲的魏碑笔意与隶书体势自然糅合在一起，并巧妙融入到行书之中，形成一种风格独特、方劲飘逸的“题跋体”。
行草。行书是梁启超从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书体。在梁40岁之前，他主要得益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这在1899年梁氏致犬养毅信札、1903年赠竹友先生的澳亚归舟杂兴二首草书四屏以及1907年致杨度信札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些书信在用笔方面保持了颜书圆转外拓的特点，结体上还似乎“康体”行草的影响，纵观全篇，宽博大度，信笔疾书，一气呵成。
梁启超40岁以后，他在原来连绵跌宕的颜书风格基础上渗入了王羲之、智永、欧阳询的行草书风格，而且开始对方笔情有独钟。梁在《圣教序》上也下过一番功夫，他在1910年《双涛阁日记》中有一番感慨：“午后，为娴儿作《艺蘅馆文卷》第一集叙，临《圣教序》半页。梁山舟频罗庵论书云：‘帖叫人看，不叫人摹。当临写时，手在纸，眼在帖，心则往来于帖与纸之间，如何得佳，纵逼肖，亦是有耳目无气息死人。’吾今临《圣教》，亦觉手眼阂隔，心驰两端，颇以为苦，第欲学书，终非痛下临摹之功不可。”
最终形成自家风格是在其以后大量的碑帖题跋中，“行楷互渗，魏碑体势明显可见；其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体现用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生发出丰富的运笔变化。是他行楷书风格成熟的标志。”
篆隶。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末民初篆隶日渐被冷落的时期，加上应用不多，所以在他40岁之前，篆隶较少临习。能见到梁最早的篆书是1894年题其家乡茶坑村文昌阁门额“宏文社学”石刻。梁40岁以后有1918年临写的汉碑篆书额册页和1923年临写的篆书轴，以及1925年篆书题孔彪碑。
梁启超临习汉隶应该是在他38岁以后，即1910年开始大量临摹汉碑为标志。《双涛阁日记》详细记录了他每天的工作安排，临摹《张迁碑》和《圣教》几乎成了他每天的日课。这在梁启超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除了楷、行之外，隶书成为他创作的又一书体风格。这些作品或题写碑名，或书联赠友，“细看之，其用笔圆中有方，结体端稳平和，章法循规蹈矩，精神含蓄内敛，风格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活。”
梁启超的书法思想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他对于书法史的断代、对历代碑刻的品评、对南北书派论的认识等问题都提出了自身独到的见解。梁启超的书法既继承了其业师康有为以碑派书法为主流的创作风格，还善于吸纳魏晋以来的帖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书法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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