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是毛主席在1963年罗荣桓因病逝世后，为罗帅写下的挽联。罗荣桓的离去，让解放军总政部主任一职出现了空缺，主席令上将萧华接替了罗荣桓的位置。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4年之后，萧华也因故离开了岗位。
（毛主席与罗荣桓）
国不可一日无主，军不可一日无帅，总抓军队思想建设的总政部主任，更关系到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因此，下一任的总政部主任人选，成为了一度令毛主席深感忧虑的问题。
就在此时，罗荣桓的老搭档林彪为毛主席提出了四个总政部主任的人选。但是，这四个林彪推荐的人，都被毛主席一一否决了。
（毛主席参加罗荣桓哀悼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用人慧眼如炬，拒绝任命四人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那么，林彪为毛主席推荐的这四名总政部主任候选人，分别都是谁？毛主席因为什么原因，拒绝了林彪的推荐？
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用人明慧的毛主席。
（毛主席看报）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先后担任国防部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解放军大小事务。以林彪多年来在军中工作的经历，他似乎是当时最有声望向毛主席提议解放军总政部主任人选的同志。
但出人意料的是，林彪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毛主席当面推荐自己心中的候选人，而是委托身在军委办事组中的杨成武，以杨成武之口来向毛主席建议任命解放军总政部主任一事。
（杨成武）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林彪不愿与主席当面开口？
原来，林彪心中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合适人选，正是在东北野战军中跟随自己多年的黄永胜。
（黄永胜）
早在1929年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时期，黄永胜就在林彪麾下。解放战争爆发后，黄永胜更是成为了林彪麾下的得力干将。1947年秋，黄永胜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在当年开展东北秋季攻势，三战三捷，歼灭国军第四十九军。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参与朝鲜战争。归国后，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镇守祖国的南大门。
从资历上看，黄永胜确实战功赫赫。但是，由于他出身东北野战军，林彪若对其进行举荐，难免有因私废公之嫌。因此，想托杨成武之口向毛主席举荐，是在情理之中。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
但让林彪没有想到的是，杨成武断然拒绝了自己的请求。无奈之下，林彪只好面见毛主席，亲自提议黄永胜能否作为解放军总政部主任人选。
毛主席得知后，思虑再三认为黄永胜并不是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合适人选。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黄永胜确实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沙场战将，但很少有过从事政工工作的经历，黄永胜自己在抗战时期担任115师独立团副团长时就曾抱怨，自己着实不喜欢担任政工的工作。让一个本身不喜欢这项工作的人，去做这项工作，对黄永胜本人而言都有些强人所难。
其二，黄永胜作战骁勇，但有时会为了打胜仗，而不顾过程中的纪律。同样是在抗战期间，黄永胜自己带兵300人“出走”到晋东南打游击，回来拉起了600人的队伍，这虽然是不小的成绩，但显然违反了军队中“擅自行动”的纪律。
（黄永胜）
若为将不以身作则，整军恐怕难以服众，毛主席以此婉拒了林彪的首次提议。但林彪很快推举出了自己心中的第二个人选，这个人名叫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锋。乍一听起来，这个人的名字或许给熟悉共和国军事史的朋友们一种陌生的感觉——而这就是问题所在。相比黄永胜，关锋在红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十余年的政工工作。
（关锋）
新中国成立后，关锋担任过党中央的哲学研究组组长，后被任命为党机关报刊《红旗》杂志的副总编。关锋在就职期间，写下过许多文章，令毛主席看了以后都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关锋是不亚于谭政的“笔杆子”。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关锋的理论水平是相当过硬的，是政工工作中可以考虑的人选。但是，林彪提出的这个候选人，也被毛主席否决。
这是因为，关锋身上有一个“硬伤”：那就是他虽然长期从事过政工工作，但很少接触过解放军军内的工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拿得起笔杆子，拿不起枪杆子”。
（关锋）
而毛主席一直认为，军队的政工工作，笔杆子和枪杆子是一样重要的。倘若让一个拿不起枪杆子，没有威望的人来治军，无异于儿戏。
最终，关锋这个人选也被毛主席否决，毛主席还开玩笑地对关锋如此评价道：“此人可以写诉讼词，但不能判案。”
后来，林彪又连续推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是吴法宪和李作鹏。林彪说道：“主席可以从两人中选拔一人，来当解放军总政部主任。若这两人都不行，我着实没有合适人选了。”
（吴法宪与李作鹏等人合影）
但是，林彪最后推荐的这两个人，最终也被毛主席拒绝了。
首先来说吴法宪，吴法宪先后担任过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黄永胜、吴法宪二人组成第13兵团，操练4个军，随时准备奔赴朝鲜战场。1965年，担任解放军空军总司令的刘亚楼因病逝世后，吴法宪接替了刘亚楼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兼任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
（吴法宪）
从笔杆子、枪杆子两方面来看，吴法宪确实是担任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合适人选。遗憾的是，当时的吴法宪已经担任空军司令员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两大职务，如果再给吴法宪增添一个新的职务，非但他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吃不消，他担任的其他工作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李作鹏此人如何呢？在革命战争时期，李作鹏曾在罗荣桓的推荐下，长期在东北野战军中担任过参谋这一职务，但是李作鹏并未担任过政工方面的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李作鹏才担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协助当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工作。
（李作鹏）
因此，纵观李作鹏的履历，他虽然从事过笔杆子、枪杆子两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建国后从事笔杆子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多长时间，经验方面仍相对不足。
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军队政治工作的纪律性问题。在四平战役期间，李作鹏和东北野战军负责情报工作的苏静、管理处处长何敬之喝醉了酒，导致战机延误。幸运的是，三人并未酿成大错。但林彪、罗荣桓二人当时依然对李作鹏等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尽管在此事之后，李作鹏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马虎。但四平战役期间喝醉一事，仍是他一生中绕不过的一个点。
（四平战役）
毛主席拒绝吴法宪、李作鹏二人担任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另一点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一直认为军队中药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不能让一支部队的人长期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这样不利于其他部队的团结。
而纵观林彪推荐的这四个人，除了没有过军队履历的关锋之外，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三人，均是东北野战军出身。考虑到当时已经担任国防部部长和军委副主席的林彪，以及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倘若再给军队中增添一位出身东北野战军的将领，恐怕难言公平，难以服众。
（东北野战军）
那么，毛主席究竟选择了谁来担任解放军的总政部主任呢？
答案是出身中原野战军，在1955年9月解放军首授中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李德生。
（李德生）
相比林彪之前推荐的四人，李德生一没有黄、吴、李三名悍将在沙场上的赫赫战功，二没有关锋那样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何毛主席会将李德生定为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的人选？
这需要从1968年李德生与毛主席的一次会面说起。当时，北京召开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省委在会上分享地方治理经验。在得知安徽省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就让担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李德生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而李德生的回答仅仅只有简单的四个字，那就是“大造舆论”。
会场上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发出了阵阵嗤笑，或许有些人看来，李德生的这个回答太过简单了。但是，毛主席对李德生这条简短的回答予以了高度的肯定：
“大造舆论，这个回答说的好啊。造舆论，就是发动人民群众。我们党就是靠发动人民群众起家的，所以我们可不能忘记了我们自己的看家本事。”
李德生关心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备受毛主席赏识。在毛主席看来，李德生或许没有接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但有一颗质朴的、为人民服务的心，有着做政工工作的天分。因此在1969年，毛主席破格提拔李德生担任新一任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但是，李德生被突然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也让一些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将领们难以“服气”，其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谢富治就对毛主席说道：“李德生从来没有干过政工的工作，让他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谢富治）
不料，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主席有些生气地对谢富治说道：“他不行，难道你来？”
这句话，顿时让谢富治哑口无言——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德生确实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将20世纪70年代的解放军治理得井井有条。而此前林彪推荐的几位候选人，在后来一些事情中都表明他们确实难担如此重任，这让人不仅敬佩毛主席的先见之明。
纵观历史，罗荣桓、谭政和萧华这三位出身东北野战军的将领，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工作多年。而出身中原野战军的李德生，在就任总政部主任一职后，立即给解放军部队增添了一股新鲜的力量，令解放军军中风气焕然一新。强调团结，勇于自我革命，正是解放军能够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