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时刻是啥玩意儿

明斯基时刻是啥玩意儿

即便是最大程度的稳定，也包含了投资带来的不稳定。这种投资行为会带来收益，同时也极具风险。

——明斯基，1975

明斯基的著作为何重要？缘于他对全球金融危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简称GFC）的预见性。当危机来临时，很多熟悉他著作的学者（甚至一些对其不太了解的学者）称之为“明斯基危机”。单从这点就激发了我们对其著作的兴趣。

英国女王曾质问经济顾问们，为何没有对此次危机发出预警。很显然，答案非常复杂。问题首先得从战后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史说起——从“凯恩斯时代”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再到以罗伯特·卢卡斯的激进学说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直至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危机时采取的新货币共识。宏观经济的发展同金融密不可分，例如“有效市场假说”和对金融机构监管实施“不干预”政策。

宏观经济学家错误判断金融危机的降临，原因与现实无关。他们设计的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在这样一个理性预期上，即每个人都能做出正确抉择，即便出错，也是随机的。模型中没有泡沫、没有投机、没有破产和危机，每个人都能按时还贷，这和现实完全不符。

明斯基的观点可以用这样一句名言总结——“稳定即不稳定”。乍看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包含深意：经济一片繁荣的时候，其实已经埋下了危机的隐患。稳定性会改变行为、政策制定和商业发展机遇，最终带来不稳定性。

192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宣布股票市场已经实现了“永恒的稳定”，从而彻底排除了市场崩溃的可能。20世纪60年代末，保罗·萨缪尔森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对经济实施微调，以防通胀或经济衰退的发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艾伦·格林斯潘认为在纳斯达克指数股票泡沫中出现的“新经济”为高增长、低通胀创造了条件。2004年，伯南克认为应开展“重大调整”，放缓经济衰退速度，削弱金融波动。

每一次，总有大量证据显示经济和金融市场是稳定的，这种美好的情形会一直持续，看上去经济学家们终于对了一回。但每一次这个幻想都被证实是错误的，“稳定即不稳定”才是真理，明斯基又一次胜出。

华尔街范式

明斯基理论深深植根于两大体系。一是“纯理论”体系。在学术界，经济学家创造理论、模型，再用经济数据进行验证。但事实上，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已经在近年用鲜活的实例证明了，这种做法对于真正理解市场运作机制毫无实际价值。

此外，明斯基理论还有另一块重要基石，即实际的金融市场。他时常说，自己起步于华尔街范式。需要澄清的是，明斯基并不是呼吁去做“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抗议的对象——1%的市场操控者，而是认为只有弄清楚华尔街的复杂交易，才能看懂当代经济。明斯基对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

这促使明斯基形成另一套研究思路，他不仅可以预见危机（新的经济大萧条）来临，而且断言这个问题会不断发生。他曾说，金融创新最终都会导致金融危机，例如证券化、提升负债比率、债务分层和杠杆收购等。

很早开始，明斯基便提出了能够减缓不稳定性的政策，随后的半个世纪，金融体系在进化，明斯基也在完善自身理论，并不断提出建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为恰恰相反：金融体系逐渐变得复杂、难以捉摸时，经济学家们却不断简化金融研究方法，降低华尔街金融创新在经济模型中的重要性，这些模型都是来自学术象牙塔。

在政府官员看来，现实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他们肩负对复杂金融体系的监管职责，却时常采纳简单而且十分危险的主流经济观点。

危机再度降临

即使是美国政府的自主调查结果也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包括公共管理者无法约束失控的金融体系。《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很好地证明了危机是可以预见并且避免的。但是，危机不仅发生了，而且并非意外冲击。大银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手催生了危机。

调查报告显示，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存在严重缺陷，因为金融机构经常只轻率地关注交易（实际上就是赌博）和高增速（威廉·布莱克认为实质上是欺诈）。实际上，大银行得到政府的援助与纵容，政府监管者不仅没有履行好监管职责，而且不断放松监管，推动银行加强自律。例如，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作为保罗·萨缪尔森的外甥和哈佛大学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一直主张不对衍生品市场严加监管，而正是衍生品引发了金融海啸。

总是对失败的金融行为和事由揪住不放，并不值得称赞。但此次危机的肇事者，那些大银行和影子银行的最高管理层完全逃过了责任追究。不过，在明斯基的观点里，假如我们从战后金融体系变迁这样的长期来观察，也会得出结论，危机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几个人。

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

正如明斯基所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金融脆弱性就开始逐步累积，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很可能重演。尽管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但在金融市场结构等诸多方面与大萧条的相似性，使得我们再次经历了类似的危机。

两次危机之间的区别在于政府采取的应对举措。正如明斯基说的，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联手，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但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迷，哪怕用了6年时间也未完全恢复，金融体系的崩溃造成数万亿财富顷刻消失。虽然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幸而有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机会法案》，形成了强大的保护网，没有再度陷入彼时的状况。

为了刺激经济回暖，奥巴马总统的大政府预算赤字已经增加到1万亿美元。为了拯救银行体系，伯南克提出的“大银行救助计划”需要花费29万亿美元，因此，虽然此次危机的严峻性不亚于大萧条，但与大萧条时多半银行被强制放假相比，此次危机基本没有出现银行挤兑和大规模的银行倒闭。

明斯基认为，危机来临时，美联储应担任最后贷款人，防止恐慌的个人、公司和银行抛售金融资产，从而导致债务通缩。胡佛总统任上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在大萧条初期曾说：“出售劳动力，清偿股票和房地产，如此一来它会自动抹去金融体系的缺陷。”这一观点事后被证明荒谬至极，将一切都变现后，价格暴跌，农民、企业和个人全都破产了，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伯南克虽然不善言辞，但毫无疑问的是，美联储在拯救银行、防止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结果仍然不容乐观。尽管自大萧条后，截至2015年美国已经建立了稳健的金融体系、严格的监管和稳固的安全网，但我们也仅仅是对引发危机的金融机构予以维持，整体经济比1940年和2006年要脆弱得多。数千万美国人无力偿还贷款，数百万人失去庇身之所。

官方数据显示，失业率持续下降，但数据改善更多的只是表象。事实上，许多工人失去希望，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多年，住房拥有率和就业率依然远低于危机前水平。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扩大，财富继续向上层人士集中。

和罗斯福政府不同，此次政府未对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大银行扩张得更加庞大，风险也愈发集中，并且又重拾了那些导致危机的操作，政府实际上再次坐视危机酝酿。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并没有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

经济学家的过失

危机过后，经济学界才后知后觉研讨危机发生的诱因。以下因素导致克鲁格曼等主流经济学家未能及时判断危机的来临。

第一，黑天鹅和肥尾效应。刚进入21世纪的那几年，经济看似一片繁荣，金融市场基于短期（主要是近5年）对风险进行定价，认为存在的尾部风险（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亦即伯南克所称的“大缓和时期”，资产价格趋于上升。这是美国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写照，而住房市场的繁荣是经济繁荣的主要驱动力。美国住宅价格稳步上升，抵押贷款的违约和止赎非常低。因此，用这一期间的情况计算违约率并调整尾部风险，必然导致市场过度低估风险。人们本应设立较高的损失准备以应对“黑天鹅事件”（意外冲击），覆盖肥尾损失。对此，我们现在才了解得更加清楚。

第二，美联储将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为走出21世纪初的布什经济衰退期，美联储将利率降至低位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由于缺少通胀预期，美联储并不打算收紧货币政策。但长期的低利率引导投机者增加借贷，刺激了房地产、商品市场和股市中的价格泡沫。美联储只注意到实物商品价格缓慢上升，忽略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如果美联储关注投机泡沫，那么一开始就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抑制其发展。而我们直到现在才对这一点有了更清楚的理解。

第三，忽视了影子银行（克鲁格曼最知名的观点）。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保罗·麦卡利（管理着全球最大的债券共同基金）首先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指代诸如养老金、共同基金、贷款公司等监管较银行更为宽松的金融机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年，这些机构快速发展，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可以开展银行的业务，比如存、贷款，但对其却几乎没有监管。更重要的是，影子银行的杠杆率（资产与资本或资本净值的比例）非常高。它们自有资金的投资风险较低，更多借助别人的钱购买资产。即便资产价格只是轻微下降，也足以消耗所有资本，此时其他资金提供方就面临损失。监管部门应强制规定影子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确保其自有资金面对同样的风险。对此，现在我们才理解得更加清楚。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很无辜，他们觉得如果将肥尾风险、资产价格泡沫和影子银行计入模型，是可以预测危机的。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政策的改变也是基于这一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宏观审慎来降低系统性风险。作为一项广泛的命题，有关宏观审慎的争议从未停止。不过重中之重是提高资本要求，使得金融机构自有资金也面临风险；最终实现金融体系能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多数人提供安全的金融服务，另一部分为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创造收益。

明斯基的视角

尽管我们认为上述三方面因素推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实际上，我们不该如此认定，上述三方面是缺乏逻辑的），但明斯基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市场本身是基本趋于平衡的观点就是有问题的。

大家都熟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市场论说，市场经济中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会被“看不见的手”引导，自主实现整体的最优结果。从技术上分析，个体应该会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从而在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上实现供需双方的平衡。

例如，对工程师的需求超过了供给，则工程师的工资上涨，更多大学生报考该专业就职，实现了均衡工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供给和需求达到了平衡。同样地，小饰品的供给超过了需求，生产者会自动削减生产，降低价格，直至需求和供给都实现均衡。

市场经济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个方面同时达到均衡，即一般均衡。在这个状态中，不仅供给和需求相等，一般均衡自身也是稳定的，当发生波动时，“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之调节至平衡。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基于这一假设展开研究，但他们并不认为真实的经济总处于均衡中。出于黑天鹅和肥尾效应，经济时常发生波动，不过，自有“看不见的手”将之推回均衡。

关于市场的力量多久能发挥作用，主流经济学家仍存有争议。克鲁格曼对此有著名论断，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saltwater”，以东岸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为代表）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freshwater”，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坚持固有的市场摩擦阻碍了经济回归平衡，因此支持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坚信市场自身的力量，主张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的干预不仅无用甚至有害。

相较而言，明斯基坚持当代市场经济并没有“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作，无法自动实现均衡。相反，即便达到了经济学家们理想的均衡状态，由于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其内在动力使得这一状态无法持久，直至下一次均衡来临，因此稳定中蕴含着不稳定。

静止的状态在不断改变行为、决策和商业机会。正是由于市场参与者预期货币政策会持续宽松，而不考虑黑天鹅和肥尾效应，所以伯南克的大缓和时期难以持久。在稳定的经济状态下，市场趋于饱和，赚钱的机会也会减少。稳定的经济状态下，会有增加税收、减少开支等措施，实现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稳定时，市场风险较低，监管力度将放宽，以上的政策导向促使市场参与者趋向于冒更多的风险，因此市场总是从一个稳健的状态走向脆弱。

以上便是明斯基的基本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迥异。后者期望实现均衡，经济模型均要求稳定，建立在市场“看不见的手”之上。没有了这些，其理论大厦将崩塌。

部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假定明斯基的理论无误，则经济动态体系里的稳定转瞬即逝，任何试图促进稳定的行为最终只是带来不稳定。但实际战后经济进入相当长的一段稳定期，说明政策发挥了作用，明斯基过于悲观了。

事实上，伴随长期稳定期而来的，是加剧的不稳定性和一系列金融危机，这证实了明斯基的观点。在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稳定期内，诸多迅速发展的机构中都包含了不稳定因素。金融机构为了盈利，千方百计逃避监管，同时当局逐步放松了监管力度，风险不断累积。

随着金融体系的进化，发挥的作用不再是促进稳定性，相反会不断产生脆弱性。因此，需要设立新机构重建金融体系，避免经济产生泡沫。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重复罗斯福新政难以奏效，需要发明新的新政措施。

明斯基一生的主要贡献

我从保罗·道格拉斯那里了解到，所有正统刻板的分析工具，譬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程度非常小。为了提高有效性，分析工具应植根于对金融市场中的机构、惯例以及法理的理解。

——明斯基，1988，p.174[1]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解释为一系列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是指按要求付款、应急支付或者在特定日期的付款承诺。

——明斯基，1992[2]

尽管这本书不是明斯基的自传，但是我们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明斯基的生平。

海曼·明斯基（1919—1996），本科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主修数学，辅修经济学，1941年本科毕业。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留校并继续攻读经济学研究生。然而，明斯基只读了一学期就前往哈佛大学，参加后战争计划（postwar planning）的一个研究小组，与瓦西里·里昂惕夫教授共事。他原本计划返回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学业，但是哈佛大学提供了更丰厚的奖学金。在哈佛大学的求学时光很短暂，一学期后，明斯基被美军征召入伍，1946年他从柏林退伍，参加了美国军方管理部门的一项为期六个月的民用项目。后来，明斯基称他非常感谢这个项目，让他熟悉了具体机构以及历史背景。

明斯基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但是他选择了哈佛大学，因为他渴望与之共事的几位老师当时均离开了芝加哥大学。1949年，他在布朗大学获得了第一份长期教学职位。与很多博士生一样，他需要一边教学一边完成论文。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对于熊彼特教授，明斯基曾开玩笑地称“他的去世是身为论文指导老师的头条罪”。此后，里昂惕夫自愿接替熊彼特成为明斯基的第二任指导老师，尽管论文课题并不属于他自身的研究兴趣。明斯基于1954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布朗大学期间，明斯基与埃丝特·帕尔多（Esther Pardo）于1955年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一个后来成了艺术史教授，另一个成了进步广播节目的制片人。

明斯基曾短暂离开布朗大学，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随后在1957年正式调入该大学任教。1960年，他曾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短暂工作，但此后直至1965年仍留在伯克利任职。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期间，他在多个顶尖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研究内容包括乘数–加速数模型、中央银行和货币市场、就业和增长以及金融危机等。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生运动兴起。明斯基是左派经济学家，支持学生运动，但是并不认同其方式。他常说自己离开伯克利，前往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找回平静。实际上，他的离开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丰厚的薪酬以及有机会在圣路易斯的马克·吐温银行工作。在马克·吐温银行工作的那段经历，进一步提高了明斯基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实践的认识与理解。

1969—1970年，明斯基休假一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与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琼·罗宾逊和弗兰克·哈恩一起共事，并与简·克雷格尔（当时与罗宾逊共同撰写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克雷格尔帮助创立了的里雅斯特高级经济学暑期班，每年夏末在意大利北海岸举办。明斯基曾在暑期班授课，并在那儿与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和皮耶兰杰罗·加雷尼亚尼展开讨论。他通常在其他人做报告时，坐在听众中间翻报纸，似乎漫不经心，但在随后讨论中却常常抛出尖锐的问题。

1990年明斯基不再任教后，以知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前往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在那儿授课直至1996年辞世。在利维经济研究所，他建立了两个时至今日学院仍在不断推进的研究项目，一个是货币政策与金融结构，另一个是美国与世界经济。他也是利维经济研究所中影响整个美国政策制定的中坚力量。例如，他建议在全美组建社区发展银行，而其中的部分理念被时任总统克林顿采纳并列入相关议案，为一些（小型）项目筹措资金。

1996年，明斯基获得由发展经济学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Veblen-Commons Award），以表彰其杰出的学术成就、教学能力、公共服务意识以及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明斯基通常被看作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但他更乐意称自己是“金融凯恩斯主义学者”，这种称谓与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更为接近。

明斯基的政治主张属于极端左派。一方面，学生年代的他是左派政治活动中极为活跃的人物，自称狂热极端主义者。他的父母是俄罗斯难民，是孟什维克（Mensheviks），他们在美国社会党资助的一次庆祝马克思100周年诞辰的聚会上相识。明斯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期间，曾参加左翼民主党的政治团体。他的政治信仰促使他最终选择离开布朗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当时他触怒了两所大学的高层管理者，前途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明斯基与保罗·道格拉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构建者之一，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成为好友。明斯基结交了很多银行家以及华尔街交易员，包括利昂·利维和亨利·考夫曼。在学术界，明斯基的许多好友是主流经济学家而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界定），他并不认同将市场划分成“我们”与“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明斯基曾希望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加入主流经济学派，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改变秩序”的时候了，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

明斯基抨击福利制度，这触动了很多左翼学生，他的观点有时听上去与里根总统的观点接近。

明斯基很少教授或谈及马克思理论，在写作中也很少涉及。他对于很多左翼经济学家的著作也予以严厉批判，随后我们会讨论到。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深受亨利·西蒙斯和奥斯卡·兰格的影响。这使明斯基对政治信仰产生困惑，因为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将西蒙斯归为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而将兰格归为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在明斯基看来，这些观点只是提供了让市场“发挥作用”的不同渠道。明斯基后来称，当兰格离开芝加哥大学为波兰新共产党政府效力时自己极度伤心。尽管明斯基声称兰格对自己影响很大，但20世纪40年代，当兰格来到纽约时，明斯基却回避见面，这可能是因为兰格与共产党政府交往过密。可以很肯定地说，虽然明斯基有时自称极端，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很少将他归为极端政治派经济学家。

对明斯基影响最大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亨利·西蒙斯、保罗·道格拉斯，但是明斯基也跟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一起共事，包括兰格、雅各布·维纳和弗兰克·奈特）以及约瑟夫·熊彼特。明斯基认为“相比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斯大林，兰格的社会主义观点与西蒙斯的资本主义观点共同点更多；类似地，相比于希特勒的资本主义观点，西蒙斯的资本主义观点与兰格的社会主义观点也具有更多共同点”。他还注意到在芝加哥的高级教员中，只有兰格，或许还有道格拉斯，对凯恩斯的观点表示赞同和支持。

明斯基留下了大量跟随兰格以及奈特学习时的课堂笔记，这些笔记更使得他坚称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是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而经济学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均是整体教学中的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现代社会”。明斯基称：“这与传统单独教授经济学相比，是更出色的教学理念。如果我能选择，美国经济学的学习应该放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大框架中。现在美国教授经济学的方式，教出的是受过良好训练但整体教育匮乏的经济学家。”

尽管明斯基在哈佛大学担任过阿尔文·汉森的助教，他却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主流凯恩斯经济学家的“机械化”教学方式。凯恩斯对明斯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明斯基却对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学者，如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詹姆士·托宾并不太认同。这些经济学家被琼·罗宾逊戏称为“假冒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曾打比方说，如果说这些经济学观点一方师承于新古典经济学，那么另一方我们并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凯恩斯）。

哈佛大学当时一直被视为“凯恩斯学派”阵地，而芝加哥大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诞生地，但令人惊奇的是，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对明斯基影响非常深远。然而，正如他所坚称的，明斯基时期的芝加哥大学与现在作为自由市场思想堡垒的芝加哥大学完全不一样。芝加哥大学教给他的是要进一步提高对现实世界中各类机构、行为以及经济史的深刻理解。他的课堂笔记显示出，当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学理念与现在教授给学生的各类晦涩难懂的数学模型迥然不同。

分析明斯基的早期著作，可以看出他热衷于研究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具有制度约束的经济现象。事实上，他的首批论文中就有一篇借鉴了保罗·萨缪尔森著名的线性加速模型，并增加了制度“上限与下限”约束。后面我们会更详尽地分析这篇论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天生是不稳定的，这导致其由繁荣走向衰败。

这是明斯基从萨缪尔森的模型中所获得的启发。但是，他认为各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如部分是国有机构，部分是私有机构，这种差异性有效冲销了不稳定性。这是他从芝加哥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中领悟到的观点。将萨缪尔森和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观点综合，明斯基较好地解释了，尽管现代经济本身存在周期趋势，但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大萧条却很罕见，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约束、抑制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斯基对银行业的分析主要受到杰克·格利以及爱德华·肖的影响，并且借鉴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来分析金融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明斯基参加了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银行监管的重要研究课题，为美联储理事会和加州银行委员会建言献策。后来，他担任了密苏里州银行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借此更加触摸到金融的脉搏。他还成为马丁·迈耶的密友，而马丁·迈耶是美国战后金融历史中的机敏人物。

所有这些经历让明斯基更深刻地理解认识了现实机构以及操作实践，这些均影响了他的著作和思考。在他前往利维经济研究所后，他运用华尔街的人脉资源开展了一项名为“金融体系的重构”（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的长期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后期发展扩大为每年4月召开的“明斯基研讨会”（Minsky Conference）。近年来，明斯基对于失业和贫穷的研究受到重视，政府将直接创造就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以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兴趣再次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