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亦凡被刑拘后，中央这个文件值得注意

吴亦凡被刑拘后，中央这个文件值得注意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各位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流量明星。不，这样变成八卦类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下网络治理。

最近某个顶流——吴某凡——被刑事拘留，引发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借这件事，从网络空间治理的角度、从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聚焦于流量经济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的角度，我们来谈一谈。

@BVLGARI宝格丽 20日凌晨发布消息，宝格丽针对吴亦凡先生的相关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决定从即日起终止与吴亦凡先生的合作关系。

此外，风险不仅仅来自虚假数据。像此次事件当中暴露出来的，当流量明星的人设崩塌，广告商前期的投入有更高的风险。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是资本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极致表现：用明星吸引粉丝，通过明星打广告，但明星如果犯错误导致人设崩塌，增加了风险，所以下一步要再做广告，合情合理的结论假设是找一个风靡万千、但不是人的东西，它不会犯错，标准的纸片人因此诞生。

事实上在日本已经出现数字虚拟偶像，纯代码、纯符号，用某种方式让人能跟着符号跑，它的广告代言就能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这样人就慢慢被排挤出去，不变资本把可变资本顶出去。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星的数字流量化把追星变成了一场在社交媒体上有组织的数字竞争游戏，类似数据军备竞赛，结果是：第一，专业化细分市场出现了，有专职进行数据维护的，且具有影响能力的各类公关公司和相关企业；第二，市场经济的天然规律——劣币驱逐良币，灰色区域大量涌现，以及内卷化，粉丝群建立在情绪化管控和约束下，对明星的追逐行为慢慢开始失去底线，包括在经济上投入超出自己真实经济能力的资源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感官感受，同时产生社会治理上的问题。

粉丝在追逐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把对于明星的追逐崇拜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甚至失去了常识，为了追求流量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藐视一切基本规则，甚至挑战法律、挑战国家安全红线，这种扭曲的状态当然是需要治理的：

第一，生态化治理。首先要梳理它的利益生态，找到中间获利各方，然后建立一套针对生态核心获利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在一个流量明星有影响力的某些垄断性社交媒体平台，用传统意义上的对一般性企业的管控可能很难产生作用。以Facebook为例，罚10亿美元、100亿美元也许在普通企业看来是很大数字，但对它来说可能很短时间的流量变现就结束了。所以，欧洲的做法是和企业的营业额结合，罚营业额当中的比重。

平台、明星和流量经济之间，往往隔了很大的距离，其中有各类机构和资方。对于平台就要求我们建立穿透性的管控，有相应的管理工具作用到企业背后投资方最看重的利益，比如在股市上的表现，否则对平台的治理可能趋向无效。

第二，线上线下的跨域治理。8月3号中央网信办官方微信号发文披露了《相关主管部门关于不良粉丝文化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累计处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解散不良话题814个。这些都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管理，但从流量经济的业态来看，这些账号、群组、信息背后涉及线下的对应实体，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

例如吴某凡事件，刑事拘留前围绕他和都某竹的爆料和互动，警方查处发现里面多了两个人，吴某凡和都某竹在整个过程中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所谓的决战网文是职业写手，他可能代表的是个体化的机构，另外一个被抓进去的涉事者在两者间进行诈骗。这就是一种地下经济生态，它抓住流量经济所存在的法外之地野蛮生长，最终的解决办法要双管齐下，线上管控删除账号和不当内容，线下抓获犯罪人。这是网上和网下的协同治理，涉及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改进，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生态化治理本质上要实现协调。首先是政府跨部门协调，以及在流量经济生态当中各相关主体的协调，形成治理生态。这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建立比较灵活的反应机制，在什么时候触动、涉及到的管控成本、各种权力之间边界的设定，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要有一个协调机制推进。

接下来，比如网信办督促平台优化产品功能、针对粉丝社区和环节升级管理策略、压缩粉丝群体非理性追星空间、取消诱导粉丝应援打榜的产品功能、优化榜单原则、完善粉丝群圈管理、限制未成年人非理性追星活动的强化、榜单群圈等重点管理环节，这些是网信办沿着网络平台功能进行的系统性梳理。此外，广电总局集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重点围绕综艺节目的内涵、题材、评审投票、嘉宾人员、话题评论等关键环节进行管理。

当然，还要有公序良俗，包括自律规范。行业协会要发挥作用引导一些好的价值指标，包含道德性自律的要求。作为公众人物，尤其是流量明星，除了提供娱乐之外，还承担了特殊的使命——要提供好的娱乐，引导人向善向上、传递某种正向的价值，这不一定是硬性要求，是期许。

另一方面，有两个下限：第一，不能彻头彻尾违反公序良俗，越是影响力强的流量明星天然存在这样的要求，这是某种游戏规则。第二，在任何时候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明星生态圈中，如果缺乏有效治理会导致人的行为膨胀，天然会滋生一些黑色产业。各地都有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韩国流量化的明星工业，若干次丑闻中展现出疑似和有组织犯罪团伙和某种黑色权、色、钱交易密切联系，这不能放任不管。

从最宏观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基础高速向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上层建筑适应这种发展永远滞后，导致它高速野蛮生长之后暴露出问题，对于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如果不去治理，上层建筑赖以维系的核心原则和价值会因此遭遇重大挫折、受到重大损害。

对中国来说，以吴某凡为代表的一批流量明星的出现，标志着流量经济在中国大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今天由于涉嫌强奸的刑事拘留，警察向我们提出怎样对此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治理是为了引导它走向良性发展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事实上彻底消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也没有必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治理流量经济是有天然优势的。首先共产党有群众路线，从2016年4月19日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设相应的机制。网民活跃在网络空间，网上充满了大量的信息，对治理机制提出的要求是这些信息如何规范的被接收识别，并分门别类的加以处置。

它反映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要启动相应的机制去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它反映的问题是虚假的，甚至是基于流量经济的目标恶意利用机制进行举报、诽谤性投诉、造假，就应该充分利用技术发展带来可能性让这种恶意的虚假行为得到相应惩戒。

通过新浪微博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一些账号的处理，体现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账号、用户行为，遵循程序进行用户侧写和画像，以此构建相应的处置原则。他们的行为尚未触及或违反某一条法律，但产生的不良影响在网络空间活动中表现了出来。我们要有相应的规范让平台去执行，当然也需要建立相应法律和政策救济机制，对于一些新型的公器私用也要有相应的管理机制进行有效校正。

截至8月2日10时，吴亦凡本人及其工作室微博、抖音账号疑似因违规被屏蔽；豆瓣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微博超话、贴吧也消失不见；网易云音乐、咪咕音乐等音乐平台则下架吴亦凡所有歌曲。（网络截图）

从总体治理的目标上来说，对流量经济的治理有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经济学术语——产品外部性的管控，尽可能消除负面的外部影响。流量经济本身是一个经济行为，它追逐和创造利润，但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外部影响，目前看来在不加治理的情况下这种外部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对未成年人、对网络生态空间、甚至对整个影视产业发展，都会产生强烈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么流量经济就成为需要被治理的对象；但不是彻底杀死流量经济，而是引领建设完善有效的监管，引导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给予正常应有的市场回报，兼顾各方利益，构建更加良性生态，让流量经济本身变成正向能量传播的工具，为民众带来良性文化作品。在此过程中，获取合理范畴之内合理的利润，获取个人合理的声望，但是这种利润、声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集体损失作为代价。

最后，提醒大家关注8月2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5部门联合发表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的文艺评论工作涵盖了几个方面：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巩固传统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文艺领域基础性问题、前沿性问题、倾向性问题的研究，注重对新人新作的评论，针对热点文艺现象及时组织开展文艺评论，有力引导舆论市场和大众引导。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中央政府是高度重视这件事情的，上升到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意味着两重含义：第一，以吴某凡被刑事拘留作为标志，流量经济在中国野蛮生长阶段基本上告一段落，将迎来一个各方面梯次完善的治理整顿时期，一些习以为常的以野蛮生长形成的错误生态，进入到治理阶段并得到有效的管控。

第二，流量经济在下一阶段，包括平台、投资方、标杆性人物、其他利益相关方，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和社会公序良俗、国家利益、政府导向和需求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将成为一种筛选机制。能够通过筛选机制的有望在未来获得持续茁壮的成长，以往存在各种问题的就接受相关治理。

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范围看，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网络空间从繁荣变得更加繁荣，并且持续走向清朗、有序和健康，对于流量经济的治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我们正在见证这种治理实践的有序展开。

谢谢大家。

（整理/王越 赵珺婕）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