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北岛、余秋雨和陈丹青、韩寒，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偶像

从鲁迅到北岛、余秋雨和陈丹青、韩寒，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偶像

文化偶像这个词在如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尤其是近些年余秋雨和于丹之流闹出不少事件之后。其实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偶像这个词就有了，当然没有哪个作家或教授会以偶像自称。这个情况跟如今的演员有点类似，一被人称为偶像派似乎就显得没实力了。当年苏雪林攻击鲁迅时，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信细数了鲁迅的几大罪状，一是病态心理，二是矛盾人格，三是被包装成文化偶像恣意宣传。当然胡适还是比较公道的一个人，并没有附和苏雪林，而是把她批评了一顿。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化偶像这个词的恶心程度，在当时一些文人心中是可以跟变态心理及矛盾人格并列的。

余秋雨

当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说，余秋雨写的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满满的正能量，讥讽他为“余含泪”的都是些心里阴暗的人，况且陈丹青又是什么好鸟，在国外待不下去了，又回国骗吃骗喝。对于陈丹青所代表的的公知或民粹形象，在此就不过多的展开讨论。因为这篇文章的核心也并不是想评价陈丹青以及余秋雨两个人，而是想讨论一下，什么样的人成为文化偶像是对社会比较有益的。尽管文化偶像从鲁迅开始就不是一个褒义词，但是每个时代似乎都离不开偶像，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媒体高度发展的时代。

陈丹青引以为豪的是自己能公开批评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余秋雨和于丹之流基本不谈现实的苦难，但多少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文化的熏陶，让生活看起来充满美好。但是粉饰天平的文字往往是不能深入人心的，人们终究会意识到什么样的文字才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余秋雨和于丹被许多人抛弃了，这是好事。但是不幸的是，新媒体又捧红了一些更加肤浅的意见领袖。以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咪蒙和占豪为例，一个是披着女权主义的外衣贩卖着廉价的情感，一个是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兜售着盲目的自信。

陈丹青

本以鲁迅开始，便也以鲁迅结束吧。，晚年的鲁迅在剖析自己时发现了一个问题：文学是虚伪的，人也是虚伪的。晚年的他写了《我要骗人》，痛苦的发现自己的言行或许也是在骗人，和早年的《狂人日记》中揭露吃人的社会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先生这样写道：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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