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火热的乡村生活——打麦场上

那一段火热的乡村生活——打麦场上

——溪流 .2022.1 .

我出身农村。儿时的农村还处于建国初期，生活虽然不富裕，却充满活力。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农村的打麦场上，当年那种繁忙、火热、有趣的往事，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六月的宁夏川区开镰割麦，是“龙口夺食”的季节。从收割到打麦，全部是强体力劳动，社员们无不是头顶烈日，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地和时间赛跑，和老天爷抢粮食。他们经历过那几年雨水多，麦子来不及上场，已经在地里发芽的事。丰收在即，谁也不想在这个档口功亏一篑，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当然，过去和现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田间操作全部机械化，收割机“轰隆隆”一响，连收带打，杆、粒分离，直接拉回家了。只要把握好天气预报，“龙口夺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分量。

五～六十年代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打麦场。我家在贺兰县常信公社新华五队，全队男女老少200来口人。耕种4~500亩土地，其中小麦大约超过300亩。那时候的小麦亩产不高，也就300斤左右。打麦场在李家庄子北面，离生产队的饲养圈不远，住家农户恰巧分布在场的南北两面，处于住家农户相对较近，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段。从春耕播种起，队长就规划好了麦场的位置，种植比小麦早熟几天的大麦。接着就是大麦开镰、灌水、压实、铲场、盖房，麦场启用。随后小麦开镰，一车一车的麦捆拉上场，麦场四周耸立起比房子还高的麦垛，把麦场围了一个圈。

开始打麦了，全队的劳动力几乎都集中到打麦场上，就连中、小学校也在这个时候放了假，学生娃们也掺和进来，麦场成了最繁忙、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打麦”也叫“打场”，实际是脱粒入库。基本工序是摊场，即打开麦捆，先把麦子均匀的铺在场面上晒干；压场，也叫碾场。即两匹牲口拉一个大石磙子，10多个磙子排成一队，转着圈反复碾压脱粒；翻场。把碾压到一定火候的麦子翻到另一面继续碾压脱粒；收场。即抖掉麦粒、收起麦杆，将已经脱离的麦粒拢成堆，利用风力飏去麦芒皮屑，即可装袋入库了。

300多亩的小麦怎么着也得忙活一个来月。打场这么重要的工作，无疑全靠生产队长的合理调度。但是怎样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既不窝工又不费时，这就要看生产队长的组织能力了。我们队有三个队长：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政治队长是谁，想不起来了。生产队长李学忠、妇女队长朱金兰却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俩人当时30郎当岁，一个孔武有力，一个风姿绰约，正是青春好年华。打场这个活既繁忙又繁琐，有间断有连接，有分工有合作。看起来繁杂混乱的工作，都被我们队长安排得周到妥贴，井井有条。李队长全面调度，朱队长场上具体负责，打场就这么井然有序的进行着。一般情况下，男的套牲口赶磙子，女的翻场。年龄大的壮劳力飏场，收场时男女社员一块上。放假参加劳动的大一些的学生娃娃，男孩子也有赶磙子的，女孩子也有翻场的。我那时候12~3岁，队长也让我和另外两个男孩“赶磙子”，不过只能是“驴磙子”。套磙子一般都是双牲口，即两匹马或骡子，亦或两头驴。能让我赶驴磙子已经相当不错了。驴相比骡马个头儿小，比较温顺、听话，容易驾驭。找几个孩子赶“驴磙子”，弥补了壮劳力的不足，这让我感到庆幸，也让其他类似我这样的半大孩子们羡慕不已。

队长李学忠一家是我们队的大户人家。父辈是老哥仨，哥仨又个个人丁兴旺、儿女满堂。李学忠是长房长子，三兄弟三姐妹。两个弟弟一个是矿山上的干部，一个是县上的干部。在我们这一块儿，一家一户的庄户人家，有院没院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几间土坯房，稀稀拉拉的分布在一条东西向土路的两侧，这是一条连接公社西面于祥、五渠大队的路。唯有路南的李家庄子高墙大院，树木簇拥，在周围一户一户的农家小院中，鹤立鸡群般格外显眼。远远望去，像一座城堡。那时候老弟兄仨都住在院里。李家是土夯的大院，院墙差不多和屋顶持平，大门开在东面，院墙周围除了柏树、柳树、榆树外，还有果树和桑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爬上他家的桑树摘桑仁吃，嘴巴黑紫黑紫的。说到队长李学忠，社员们都会伸出大拇哥，异口同声地赞叹：是个好队长。小伙子1米8的个儿，大眼睛阔嘴巴，长的虎虎生气。别看年龄不大，论起种田却是经验老道，一点不输旁人。那是他有一个庄稼“把式”的父亲耳提面授的结果。李队长有个绝活：鞭子抡得响，马车赶得好。队里有两挂马车。收麦上场的时候，马车上的麦捆装得像小山一样，没有路的庄稼地里沟沟坎坎、凹凸不平，弄不好就会陷在坑里赶不上来。每当这时候，就会喊来李学忠。只见他抡起鞭子，先“啪、啪”两鞭抽在地上，鞭炮般的声音在耳边炸响。抡起的鞭子在空中划着圈，却不落在马身上。无论是辕马还是稍马立刻来了精神，有的还纵身跳了起来。李队长一声吆喝，三匹马弓起腰、蹦紧腿，鼻孔喷着长气，崩直的车套像要断开一样，马车随着晃动出了泥坑。看来，即便是赶马车，气势和技巧一样都不能少。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不一样：你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你办不好的事他能办好。

李队长这个人的性格有点“二”，但也不失“暖”。他媳妇生孩子一天一夜生不下来，疼的得哭爹喊娘。队上的接生婆不行，又找来医生，还是不行，一家人束手无策。李学忠急了，一步跨到炕上，抱起媳妇的后腰，往上一提，孩子“哗啦”一下出来了，一声嘹亮的啼哭和一阵惊叹声响起。这么个性命攸关的大难题被他这么一“二”解决了！如果不“二”呢？不堪设想。队里每年的新麦下来前都有几天青黄不接的日子，家家户户的旧粮和新麦接续不上，谁家都为这几天断粮发愁。李队长也干了件违反政策的事。他让每家出一个人，集中到生产队上的麦地里捋麦穗。大队干部们看见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搓净的麦粒煮着吃，几天的饥荒就这么过去了。设想他如果坚持原则不这么办呢？同样合情合理。毫无疑问，他是为全队的社员们担着风险呐！

火一样的日头挂在天上，风不吹树不摇。稍远处湖边的青蛙“呱、呱”地叫着，脚边的草叶子都蔫了下来。麦场上十几对牲口、十几个石磙子排着队，不紧不慢地在麦秸杆上转着圈。只有赶着头磙的王老五戴着草帽，穿着无领无袖的白衬衫，嘴里振振有词的吼着秦腔，手里的鞭子有起有落的给自己打着节拍。后面的“赶磙人”有气无力的跟成一行，不时传来一、两句简短的吆喝声。我们队的老一辈中有两个大个子。一个是李学忠的二爹，即二叔，再一个就是王老五了。说什么也超过1米8吧？王老五是弟兄排行第五，平辈人都叫他王老五，或者王大个子。小辈人都叫他“王姨爹”。在我们这一块儿，对辈分、年龄大的邻居统称“姨爹”、“姨妈”，前面冠姓即可。北方的外地人好像“张叔”、“李婶”的那么称呼。王老五的大名叫什么，别说我们小辈人不知道，他们平辈人恐怕也没几个人知道。王老五叫的顺嘴，真名就撂到脑后了。王老五人缘好，爱热闹，走到哪里都是笑声一片。我第一次赶磙子有点紧张，尽管处处小心翼翼，但是怎么套磙，怎么使驴，还是手足无措，只能“傻子过年看邻居”了。好在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我先看着人家怎么干，再自己模仿，加上旁边大人不时地指导，这“第一次”就这么过来了。当我牵着驴缰绳，赶着“驴磙子”融入到队伍的行列中，在旁边随行时，心里不由得“小得意”：不过如此嘛，没什么了不起！一边听王老五吼秦腔，一边胡乱揣摩唱词里的情节，最终只觉得王老五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的样子滑稽可笑，吼得有趣。至于唱得什么内容，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云。

场房屋檐下、麦垛边的阴凉处，坐着等待翻场的妇女们。她们有的摇着草帽扇风，有的闷头纳着鞋底，有的几个人窃窃私语，有的围成一团说着家长里短，不时传来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还有和王老五年龄相仿的婆姨大声叫着：“老五，声音再大点”！旁边的人也跟着起哄，笑声中王老五吼得更起劲了。这个王老五可不是一般人。别看他没什么文化，却有一肚子故事。什么《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说起来声情并茂，一套一套的。他诙谐、幽默，总会因人因事，有感而发地讲个典故，说个笑话。闲暇之余，或者聚拢干活时，比如插秧、薅稻子的时候，大家都紧着往他身边凑，边干活边听他说书。他又善于在故事的裉节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故意吊人们的胃口。搞得大家五迷三道的惦记上了。在那个年代，农村人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不像现在有电视、手机，广场舞、健身操的，一般也就是看看露天电影，听听有线广播。听人说书，是农村人的日常消遣。王老五，那可是我们队上大家非常喜欢的人。提起王老五，想起一件趣事。这个人爱串门，爱和人“谝闲传”，拉起呱来没完没了，家里吃饭经常不见人。他老婆常常拉着小女儿找他。小女儿名叫兰兰。找老头时她不叫王老五，也不叫他的大名，而是亮开嗓门、拉长声调，嘴里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啁——，兰兰！——”。而兰兰则是支楞着耳朵听着妈妈叫着自己，站在一旁选择一声不吭，好像兰兰与她毫不相干。母女俩如此默契，我想她肯定知道妈妈为什么会“骑着马找马“，因为兰兰知道那是在叫爸爸而不是叫她。

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不假。小时候听她们讲的事至今还有记忆。比如队里的小伙子张占雄的哥哥，在石炭井出工伤死了，张占雄娶了嫂子接了班当了工人；常信小学的汪主任媳妇难产死了又娶了小姨子；从银川下放到队上那家姓任的女儿找了个煤矿工人。其实，她们说的这些事一点不虚，都是真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农民对工作、对工人、城里人的向往就摆在那里，无论他们做出什么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

打麦场上还有一件大人们高兴、小孩们企盼的事。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有几亩瓜、菜地，种着西瓜、小香瓜，和一些辣椒、茄子、西红柿之类的蔬菜。由于当时没有自留地，也没有农村集市。社员们各家各户日常吃的的蔬菜就由队里自己解决，价格便宜，不用付现款，取菜记账，年底统一结算。西瓜和香瓜一部分分给社员，一部分偷偷的拉出去，走家转户的卖掉，给生产队增加些收入。自由买卖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也没有集贸市场。一个队里几百口人的生活用度，生产队长都要想办法顾及。七、八月的天热的人头晕，一动一身汗。队长李学忠派人把西瓜、香瓜送到场上，磙子也停了下来，男女老少一块吃瓜。大人笑、孩子叫，热闹极了。

记得当时负责瓜菜地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姓乔的老汉，他是我们队上的能人。会榨油，会磨豆腐，会种菜。人们都叫他“乔油匠”。一般情况下，进入腊月，队里才安排他榨几天油，磨几天豆腐，分给社员过年。在种菜上，我依稀记得他说的几句话：“梅豆干，辣椒泥，茄子沟里能养鱼”。意思是豆角浇水不多，辣椒和茄子喜欢潮湿，益于生长。说起“过光景”，乔油匠在我们队里能算上等。他家三口人，两个劳力，一个女儿。人口少，吃闲饭的少，生活自然差不了。记得他老婆叫龙玉凤，是个接生婆。经常给人接生，挣些“外块”，小日子过得比一般社员滋润多了。他女儿乔月兰和我一个学校，比我年长些，人长得精神，身材苗条，乌黑的头发，两条小辫，高鼻梁、大眼睛，能歌善舞，是我们公社的文娱骨干。每年公社组织文艺宣传队都少不了她。记得她和一个叫陆山的，演的藏族舞蹈《逛新城》，那是一个“好”字了得。二人藏族服装一穿，陆山的两撇胡子插在鼻孔里，音乐响起，女的轻快飘逸，男的诙谐滑稽，且歌且舞，珠联璧合，台下一片掌声。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农村的女孩子几乎都是扎小辫。短散发、马尾辫也很少见。至于什么长发披肩、不男不女、染成各种颜色的发型更是没有见过

下午时分，狂风骤起，西边聚起乌云，雷声隆隆，眨眼间涌上头顶。妇女队长朱金兰眼看大雨将至，一边招呼停下磙子，一边叫大家赶快起场。这时候也不分什么活该男人干还是女人干了，捞起什么工具就干什么活，什么急就先干什么。抖开麦桔抬到场边，把脱下的麦粒连皮带屑拢成几个大堆，拉来苫布盖严实。说话间天黑了下来，雷声接连在头顶炸响，一道一道的闪电晃得人睁不开眼，大雨点落了下来，打在苫布上噼啪乱响。还好赶在雨前收拾停当。大家拿起工具，跑进场房，门前、窗前挤成一团，眼看着雨点变成雨团，周围涌起的霧汽迷迷茫茫，十几米外什么也看不清楚，地上的水层越积越厚，甚至能听到附近“簌簌“的流水声。一阵紧张激烈的忙活，身上的汗热还未散去。大家庆幸朱金兰指挥得当，庆幸全场小麦未遭损失。不过也有风急雨骤来不及起场、小麦泡在雨水里的时候，这样麻烦就大了。小麦只能晒了又晒，一道一道的工序做了再做，费时费力不说，尤其质量下降不少。由此可见恰当的指挥有多重要。

夜晚看场是打麦场上的重要环节。可惜我先是年龄小轮不上，往后则是上学、当兵离开生产队，再没有亲身体验的机会了。麦场上有一块刻着《天下太平》的长条形木牌。每晚下工前，队长都会当着接班人员的面，把《天下太平》的印记加盖在麦堆四周，第二天经查验后，确认堆型、印记无误，没有任何改变方可交班。看场是两人一组。不能一家人，也不能男女同班，以防“瓜田李下”说不清楚。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当时队上一个姓赵、一个姓张的正在谈恋爱的小年轻要求一块看场，想让李队长成全他们一次机会。尽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队长还是不允许。据我所知，我们生产队的麦场上从没有发生过被盗、火灾、水灾等责任事故。尽管六~七十年代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给苏联还债，我们宁夏人民同样忍饥挨饿、生活困难，但我们队的社员没有一个人向国家、向集体伸出“三支手”。那个年代的民风淳朴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