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百年义利40年往事:落寞衰退到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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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下午,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一位大妈进了店门,熟练地向左拐,抓起两个“果子面包”,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

老伴在门口等她,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

门楣上,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百年义利”。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简称“一轻”)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自1951年在北京建厂至今已生存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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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义利迁至北京后,在原宣武区广内王子坟建立新厂,据考证,由于义利后发展成京城著名的食品企业,广内王子坟便因此更名为“广义街”,沿用至今。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翻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等货的汽车在后门排起大队,延绵两三百米。小推车直接到生产线上去等货,出来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点送到西单、王府井等几个大的销售点,听说已经有人等在那里,连轴转的机器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果子面包”是从老上海的“圣诞面包”演变而来。起初夹的是新鲜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儿,新鲜的时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换成了果仁。他记得厂里有辆老上海的“581型”三轮汽车,突突突地开进开出,“墨绿色的特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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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窗里摆着“果子面包”,让很多顾客想起童年的味道。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刚搬来时,上海的老工人跟过来48个。老周的邻居就有一位,“说话南方味儿,不吃酱油”。上海人的“讲究”在全厂内外传为一段佳话:上班按操作规程一板一眼工作,从不偷懒。下班男的换上西装,女的穿上连衣裙,去舞场跳舞。

北京知青陈君远在博客上记录了42中学生在厂里学工的记忆:一天上夜班,凌晨6点喇叭里突然传来哀乐,隆隆的机器声戛然停止。众人错愕,几分钟后才知道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当时间来到1976年,全厂已有两千多工人,“干好了评个先进,干砸了国家补贴”。当时的义利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调控,生产、投资完全不用经营者操心。

端着“铁饭碗”的他们还不知道,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次年,邓小平再次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此后二三十年里国家的重要议题,“义利”也迎来命运棋盘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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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8日,大兴区,北京义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金穗面包厂和另一家面包厂合并,更名义利面包厂,也迎来了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位股东,由“一轻”食品集团控股,成立了合资企业。

李奇被聘为面包厂的总经理,“一轻改革步伐算迈得大的,我是纯国有的总经理,国企编制。” 企业内部,他被聘为“职业经理人”,对股东负责。

此后十年,他的“店中店”做了40多家,2012年开了自营连锁店“百年义利”。而此时的义利食品厂,除了挂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职工,已所剩无几。员工都说,“面包厂救了义利,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1年,李奇接手了兄弟企业“北冰洋”,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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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日,北冰洋义利园区北2门。两位前去北冰洋义利旗舰店购物的老人,从北2门口走过。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1990年代中后期,“百事可乐”在政策鼓励下收购了这家公司,北冰洋冷饮品牌被雪藏。十几年过去,便利店的饮料柜里,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满满当当,玻璃瓶的包装逐渐被遗忘。北冰洋苗条的瓶身上的“雪山白熊”逐渐被人遗忘。

股东会上,李奇说,“咱赌一把玻璃瓶儿吧,老百姓找的是回忆。” 他声音洪亮,显得底气十足,但心里并无十足把握。起初,厂里上了一条小规模的生产线,每小时生产18000瓶,没想到一售而空。

重拾工匠精神

5月6日下午6点,李奇在大兴的厂区里踱着步,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工人陆续走出车间,跳上班车回家。北冰洋车间还没下班,清洗工倒掉玻璃瓶里喝剩的残渣,掏出烟头、冰棍棍儿、餐巾纸,再码放到流水线上清洗。

“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洗不干净有很大的风险。大企业都捡省事的事儿去做,只有难事儿是我们生存的空间。” 此时的李奇已十分清楚,义利早已不是当年的“大企业”。

他在厂区辟出几百平米绿地,人工湖上竖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20岁的美院学生正往绿色油漆桶上刷彩绘,来这里做布景兼职之前,他从没听说过“义利”。

李奇坦言,年轻人和外地人一听国产面包都觉得老派,企业也尝试着改变。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上,北冰洋赞助了一家互联网企业组织的员工相亲大会。

“不过,情怀和品牌只是敲门砖,能做久了还是靠品质。”他每天都在想,人们买表买瑞士的,买耐用品买德国的,理由是什么?

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作为GDP全球第二的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并没有多少百年企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工匠精神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传承。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16年3月,“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

意识到这一点的义利,也正在重拾工匠精神。

“我的父亲是钳工,我刚进厂时是面包烘烤工,靠手艺一步步走过来。” 1979年,发过酵的生面包被一盒盒装入大烘箱的入口,二十分钟后送达出口。喷香喷香的面包出炉了,铁盒子很烫,李奇一年四季穿着短袖,把沉甸甸的铸铁托盘从传送带上拿下来,转过身倒出六七个面包,“手慢了不行,铁盘掉下来砸脚。”

他从来没数过,这个动作每天要重复多少遍。后来,他看一眼面团就知道原料配比准不准,面粉打的时间够不够,发酵的程度合不合适。

“每个人进厂学手艺都有师傅,教他一些方法。他学会后在这里立业成家。几代人都做这样的事,就是瑞士的钟表匠。” 他觉得义利要走的路,来日方长。

■ 改革亲历

李奇 57岁,北京一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管理义利、北冰洋等品牌。

1979年6月10日,我正在地里收麦子。镰刀磨得不快,我动作幅度比较大,一没留神腿上划一块皮下来。就那会儿,我接到了通知信,说户口可以迁回北京城区了。我们家原来住前门鲜鱼口,1969年响应“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搬到通州区和河北省交界的农村。

当时,义利食品厂开始面向社会招工,学徒工工资每月18块。我进了义利的面包车间,醒发、烘烤都干过。义利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就叫它“义利大集体”。

我1988年调到产品开发科,做新产品研发,研究面包和饼干的生产环境,包括温度、湿度、醒发时间等等。之前几年,外资企业看中义利的销售渠道,合资后用这个渠道卖自己的品牌商品,壮大后把国产品牌停掉,市场逐渐被外资吃了,我这个开发科基本无事可做。

同时,国家给企业的拨款逐渐改成贷款,经营后要偿还,还得付利息。厂里一下引进11条生产线,到了1990年代基本都变成了“包袱”,甩都甩不出去。

1995年,我当时承包了一个小面包厂,用的厂房就是一条生产线停产后存放设备的地方。那时候,厂里正响应“退二进三”的改革政策——退出二环,搬进三环;退出二产,迈进三产。

面包厂启动资金50万,十几个人,自负盈亏,我算经历了一次百分之百的创业吧。有了利润,两年后厂里又给了50万。到2000年前后,面包厂发展到130多人,主要靠超市的渠道,做面包房门店。2012年,我们开了自己的连锁店,员工现在有1300多人,每年工资总额大约2个亿。

国企现在的“包袱”还是比私营企业更重。像味多美,他们在审计、员工契约管理、配套方面都比我们灵活,人家做得也确实好。

有的员工想多挣工资,不想上保险,国企不行。有的员工不想去门店附近住,我们得派车接送。食品厂名下还有4000名退休职工,虽然工资是国家统一发放,但他们已经形成“有事儿找企业”的观念,供暖费、物业管理维修费出了问题,都过来找。

根据这些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和创造力。在那个年代,集团领导的放权和信任,让我有了机会。接下来要想市场上立足,还要继续改革。

■ 改革辞典

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在中国一般是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指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

双轨制是1979年至1993年间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战略。随着体外价格机制的逐渐发育、壮大,最终让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市场。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和最终打破,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向市场经济。

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编辑 苏晓明 校对 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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