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陈丹青骂余秋雨“太无耻了”，他干了什么？

为何陈丹青骂余秋雨“太无耻了”，他干了什么？

原标题：余秋雨，一代文化群宠，咋就堕为同行公敌？韩寒：这人太油头粉面

作者：刘宅宅，又名刘愚愚，青年文化学者

余老师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无行”的“类型人”：动辄以道德仪范自夸，时刻以正人君子面目自炫，实际言行，虚诈又伪善、自大兼自怜、好名好利并汲汲谄媚权势。

沪上余秋雨大师，是漂亮可儿，也是成功人士，席丰履厚，出权入贵，可谓风光无两。但是，我一直视他为病人，更当他是时代的可悲人物。

（余秋雨，194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

所谓可悲，不一定是遇事悲惨，更多指的是身心被一种巨大力量所左右、所笼罩、所裹挟，成为一团矛盾，苦痛挣扎。它实是一种精神胶着，是一场理智与欲念相持不下的自我搏斗，是似永无法解脱的生命状态。

过去民国学者顾随论悲剧，说人性悲剧不外两种：一种命运的悲剧，比如李广，是真好汉，是真将才，是足以靠本事封侯的，可他运数不济，只能含冤谢幕；还有一种，是性格的悲剧，典型如项羽，刚愎自用自恃聪明，他的失败主要是由性格决定的。

（韩寒：“余秋雨这人怎么这么油头粉面的啊。”）

虽然在当下，余老师是广大教化主一般的大腕，在书籍中、在讲堂里、在电视上，妙音说法，舌灿莲花，教导众生，苦口婆心，显得既聪明，又精明，还很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中顶尖的“三明治”。可每看到他，我总会不自禁不礼貌地恍惚起来：这个人在教大家诚心正意之前，是否需要先面对自己的内心？

因为，在我看来，余秋雨先生自身，就是这个时代文化悲剧人物的标本，而他所有的“不幸”，都源自于他性格上的失调与精神上的分裂。他似是天生的“表演性人格”，长袖善舞一辈子，才情横世一辈子，其实最缺一个”真”字，成功在此，可悲似也出此。

（上海戏剧学院校内“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在如今大陆知识圈，他与范曾先生，是硕果仅存的、有官方认证的两位“大师”。没有人敢轻易否认他们的绝大才华，可也恰是他们俩位，最不见容于文化界同行，说句冒犯不伦的比拟，宛然沦为那个圈子的岳不群掌门，名利自然也是双收了，可也几乎千夫所指，为同行所不齿。

也因此，他们呢，一方面呶呶不休地自辩，另一方面，也只能无奈地“走下神坛”，转向大众，洋洋侃侃，去获取他们想要获取的。错谬在于：他的言行，他的身心，他的里外，确实是呈现某种分裂，才华跟弱点同样惊骇醒目。这种错谬，既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也同时将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

（王朔：“余秋雨冒充文化人，根本不入流。”）

所以，你们看到“大师”，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衣着光鲜的“病人”，一个“余”字编号的悲剧文化人。我说下这些话，并无丝毫的嘲弄之意，也全无愤懑之绪，更多是一种”若得其情,哀矜勿喜”的心情。

说句半调侃半真实的话，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四分五裂，大概只有在两件事上还存有共识：一，好好挣钱；二，抵制余秋雨。

这当然都是不正常到有点扭曲的文化生态。因此，一直以来，有一种反拨的声音在解释原因说，文化界人士们对余秋雨老师的群起而攻之，是由于“文人相轻”，是因为“由妒生恨”。余先生自己就很委屈，“余秋雨这仨字，成了这片土地上啥样的闲夫走卒都能过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倘若大家还愿意是诚实的，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人断然否认这种舆况的存在吧。因为显然，任何公众人物，不管你是阿猫阿狗，还是大师龙象，都无法让所有人满意，让所有人欢喜，毁誉参半，动辄得咎，大体是他们共同处境。“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这话早已有之，实例不胜枚举。

我想，这是一个世情常识与最普遍现象吧。余老师又不是金刚不坏，再怎么风度翩翩，再如何高级名士范，再咋样八面玲珑，也尚未得登天梯获颁免死金牌，自然不可能置身争议之外，在数十年的荧光强灯下，在不断翻腾的舆论漩涡中毫发无损，时时刻刻圣洁如海上白莲花。

（一直自比屈原、苏轼，认为同为“伟大人物”，却备承攻击）

但是，倘若仅仅只是从这两方面下断论，又显然把中国文化界同仁推想得过分愚蠢，更把他们这个群体猜度的过度团结了。很显然，“文人相轻”，只会是某一个、某一群人，尤其是那些地位更为卑微的人因心态不平衡，才会对他生出敌视之意，而不可能是知识界整体性地排斥，乃至狙击。

说是“由嫉生恨”，肯定是更站不住脚的——比如，余光中早先是何等推崇他，多了解内情后就自悔孟浪；比如，韩寒说他是“伪”、“猥”、“痿”，是“油头粉面”；比如，吴小如是众所敬仰的学界前辈，直接说他是“不学无术之徒”；再比如，同为“群宠”的易中天、陈丹青、王朔等诸位名角，无论何时何地，一谈及余先生，尽是嘲讽揶揄。这些人，名望都不比他余大师小，更无私人恩怨，如此直白，只是不屑、“看不惯”而已。

而且，要知道，文化界内论名论利、论曝光度，比余先生更如鱼得水的何止成百上千，除了另一位范姓大师，哪位还能荣膺这等被集体嫌弃的阵仗殊荣？况且还须明白，眼下可是“臭老九”们名闻利养的最红利时期，对这些人来说，余先生所赚取的那些老实话还真是蝇头小利，我这种贫民窟厮混的喷子，都没咋眼红过，遑论那些骏马般奔腾飞驰的圈中大佬？

（曾影响一代人的名作《文化苦旅》）

所以，余大师在圈内，搞得这么声名狼藉，最大的原因，理应另有他说。否则就全然没有道理。

我向来认为，贬斥余秋雨大师，所排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的类型”，特别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类型。

敞开说，余先生在当代文化界，差不多是作为一种社会学中所谓的“类型人”存在的。而恰好，他这种类型，又喜欢无休止的现身说法，自然无形中不断引发了他的同类极大的不舒服感，甚至是恐慌感。这才是他招来集体性反感的核心原因。

可以直言，余先生的存在，像一块生动活泼的、反面教材的、无远弗届的擎天柱式照妖镜，总让那些文化人群体，看见一种他们自己都极不愿意成为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身心，可能远比他们的批判对象污浊的多。

（20多岁时的余秋雨）

这个道理，举生活上的例子，就像我们现实中所常见的，良家妇女当然是极度厌恶妓女的，可妓女呢其实也尤其对同行咬牙切齿。何以故，因为她们都分别看到了自身鄙夷成为与拒绝成为的两面。所以，余先生成为集矢之的，没法说他是最恶劣的，只能哀其不幸，是木秀于林树大招风，只能被伐薪烧木制为堪广而告之的标签。

那么，问题来了，倘若说余先生是可作为类型意义存在的，那他在当下，到底代表着啥样的“人格类型”呢？

我说，余老师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无行”的“类型人”：动辄以道德仪范自夸，时刻以正人君子面目自炫，实际言行，虚诈又伪善、自大兼自怜、好名好利并汲汲谄媚权势。

（深陷“诈捐门”争议—在当年获选“60年来口碑最差作家”徽号）

其一，虚诈伪善超越常情。有人说你文章有些常识搞错了，对的自然无妨执善固执，明显错了降尊纡贵”服善不矜”一下子行不行，佛祖法力无边尚自认有“三不能”，你只是“大师”又非上帝，出点小误并无损“学问大家”尊严对不对？钱大昕受戴东原质疑后致信感谢、胡适之被周汝昌挑错欣为“孺子可教”，历来不但没人觉得他们名不副实，反倒意外成就卑己自牧的美谈。 余大师怎么做呢，始于恼羞成怒，继之强词夺理，最后文过饰非，再后甚至自鸣得意。

（陈丹青：“我和余秋雨不是一类人”，“他太无耻了”）

年轻时代，明明是写作组一支好笔，在彼时在此时都不算啥了，连污点都谈不上，偏拒不承认，当事人朱永嘉朱维铮他们都现身指认了，还只是装“王顾左右而言他”；发善心捐款自是慈悲心肠，红口白牙说要捐建一所学校，稍后变成了30万，再后变为了图书馆，再后兑成了3万本书，最后连这些带捐的书有没落实都不明不白……..余先生太喜欢粉墨登台做这类事了，也许演戏真的会上瘾吧。

罗素说，“不真诚就是一种低劣”。如此前后不一，与矛盾悖谬之事，余先生实在干的过多了，概括其实就是一个“伪”字。也难怪陈丹青直接骂他“无耻”了。

（近年来质疑余秋雨的部分书籍）

其二，自大又自恋使人发毛。我等南方小男人，多刚健不足，带点“天然恋”，也是人之常情，加上读了那么几本书，丑人多怪文人多情嘛，想来多能体谅。可是余先生的自怜，系时之长、发掘之深入、表现之逆天、力道之充沛、滋味之酸劲，真的想到就一身鸡皮疙瘩。

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他都将自己装扮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角，哭天抹地、声泪俱下，絮絮叨叨诉说受所有人迫害的“苦难”，宛然“受迫害幻想狂”。他说，他这么完美洁白的文化大家、仁人君子、圣贤人物，结果被逼得家破人亡，简直天理难容，而“中国文化”最使他感到“痛切”的，就是它“坐视纵容”大众迫害他，煽情文字，比戏子抹泪更带悲感。

《文化苦旅》之后的余老师，真是过分飘了。本来，人自信一点，自我感觉甚好无可厚非，可还没有一位作家，像他这般，如此处处自我夸耀，夸张地显示优越的。什么“我的妻子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的得意、什么“新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作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极大的信任”的矫情假话；

什么“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不计其数”的神吹、什么年轻时在蒋家藏书阁中闭关3月通读完《四部备要》《万有文库 》之类公然谎言，触目即是，而一个老年版本的郭敬明也随之跃然纸上。当年，看到这些地方，真无力吐槽，只能一句“卧槽”表白横无际涯的仰慕之意。

时刻不忘倡导知识分子精神与名利淡薄情操

其三，谄媚权势至于让人恶心。作为文化人，最标榜的，不过就是骨气二字，这是他们所有信心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对于权力，当然是人之所趋，但是总需要点遮掩，不要太露骨，吃相太难看。

余先生之所以被他的同类如此厌恶，最大的理由还在此媚功，实在使人可哀又可怜可叹。他实是得郭式文人精神真传的嫡系后辈，只可叹在中国，这类文化犬儒实在太多太多了。

比如“含泪”之事，毫不客气地说，是出卖人伦与良知底线的。想人类有替死人宣读遗嘱的，有帮死人打抱不平的，有为死人烧香度亡的，但是还真没见过竟然为了涂饰，说那些悲惨的死难者死得幸福的，这怎能不引起公愤呢？也正是这个“含泪”，让我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尊敬之心。

他还有太多事情，诸如“首富门”、“婚姻案”、“高官门”、“故居门”、“私通美女”、“关闭博客”、“《借我一生》谎话连篇”等事件，都值得数落，只因多触及时讳，有些也确实只是私德，不便细说，只宜沉默，也就不引申了。

只是，作为一枚初中时就受《文化苦旅》启蒙的老读者，我在心底仍保留对他一份谢意。作家木心，曾引毕加索感慨说，“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热诚”，余先生这等当代中国文化头面人物，真不该不断引发负面效应。真的，谨愿余先生在名利大丰收之余，最好能少演点烂戏，少凑些名利场，多写点《笛声何处》、《白发苏州》这样的好文章。

当年，孔老师讲君子之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何其正能量的三观。圣人之言，没有调侃，在我也是真心的告白。

作者：刘宅宅（刘愚愚）